公司在生产运营过程中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负债。最常见的负债形式是应付供应商货款、应付工资、应付税金及其他往来活动中的各种欠款。这些欠款在一般情形下都是公司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无偿占用了其他公司或个人的资源，这无形中就放大了股东投入公司的资本。这部分被占用的资本所产生的利润归属于公司股东报酬，由于权益报酬率=利润/权益，那么这些负债显然增加了利润而对权益没有影响，从而提高了股东的回报率。在这个意义上，公司无偿占用的款项越多，股东报酬率也就会越高。当然，公司在占用其他公司或个人的款项时，你的下游客户也会无偿占用你的资金，即你欠着别人的钱，别人也欠着你的钱。只有当你欠别人的钱超过别人欠你的钱时，才会在无形中提高公司的权益报酬率。戴尔公司堪称是成功运用这一资金占用策略的典范。在过去10年，戴尔通过增加应付账款账期（从1996年的39天增加到2005年的74天）增加自己对别人的负债，缩短应收账款账期（从1996年的44天缩短至2005年30天）减少别人对自己的负债，无形中有效地提高了企业经营过程中不用支付利息的负债，从而达到了很高的权益报酬率。

尽管无息负债没有资金成本，对占用这一负债的企业来说，或许是一种利得，但这并不意味着无息负债是没有代价的。通常情况下，无息负债占用的是上下游企业的资源，损害的是商业伙伴的利益，尽管能够占用这些资源的企业在企业，生态链中因为体量大而具有较大的发言权，但如果作为一种策略，势必会影响到公司与上下游企业之间的信用关系。短期内，这种“以大欺小”的策略对处于相对弱势的企业来说，也许别无他策，但长期而论，这种信用风险的累积，通常也会影响到企业自身的发展，甚至带来灭顶之灾。因此，确立什么样的信用管理策略，很显然并不单纯只是考虑企业自身的谈判能力，而更多地应当是考虑如何维系在整个生态链中的均衡关系。对于绝大多数企业而言，它们的债权与债务通常是相互抵销的。

企业向银行借款是正常经营过程中最常见的举债方式，但能借到多少、以多高的利率借到，就要看公司自己的能力了。试想，一个家徒四壁、饭都吃不起的人，你怎么有胆借给他巨额现金？搞不好自己都要被拖进无底洞。同理，如果所借款项占公司净资产的比重较小，银行面临的借款风险也相对较小，企业通常可以比较低的成本获得这类贷款。如果企业所借款项远超过公司的净资产，则银行面临的借款风险增大，相应地，银行也会要求较高的利率以补偿借款风险。但无论如何，公司向银行借款通常都是有成本的。不过，值得探讨的是，银行借款的利息通常都可以在税前作为企业财务费用列支，因此，利息便具有了“税盾”的作用。举例来说，如果企业的所得税率是50%，而银行借款的利率是10%，那么，从税后利润来看，企业的银行借款利率便只有5%。因为其中5%的借款成本被所得税抵销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是鼓励企业举债经营的。

企业是否适合举债，并不只是看到举债在税盾方面的利益，更重要的是根据企业发展的需要，制定合理的财务规划，根据对资金的实际需求，确定适度的举债比例。

银行举债虽因利息的原因会减少负债经营对提高净资产报酬率的贡献，但是，如果企业投入的资本的税前回报是高于银行借款利率的，举债就一定会对税后净资产报酬率产生正的效应。反之，如果企业投入资本的回报低于当前金融市场利率，举债对净资产报酬率的影响则是负面的。举例而言，A、B公司拥有相同的投入资本10000万元，但融资结构不同。其中一家全部由权益融资，另一家资产净值的一半为权益融资，另一半以10%利率取得债务融资。则企业在不同盈利水平下，负债对净资产报酬率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

企业适度举债，除了税赋的好处外，通常还能减低公司的代理人成本。因为在企业举债经营的环境下，管理层会随时面临还款的压力，这在无形中或许会减低管理层对剩余现金的滥用，从而抑制盲目的投资行为。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举债似乎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它既能有效地放大权益报酬率，同时还具有税盾和减轻代理人问题的优点，那么，企业举债的比例是否越多越好呢？其实不然。

首先，企业举债比例越高，银行所要求利率也就会越高，这就要求企业有较高的资产报酬率来支付银行利率，无形中也就增加了企业经营的风险。

其次，过高的银行负债会增大经营中资金调度的压力，财务弹性因此而减低，当这种压力达到一定程度时，很容易引起公司的债务危机和信用危机，造成资金链断流，而这种危机对公司正常经营的影响，也许是无法恰当估量的，有时甚至是灭顶的。

因此，企业适度举债，既要考虑企业的行业特点、发展周期、资产构成和盈利水平，同时，还需要考虑公司债务危机所可能产生的各种成本，从而维持一个最佳资本结构。何为最佳？在理论上很难得出一个精确的数值，它需要企业家的经验与直觉判断。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称负债经营为一种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