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7云栖大会上，阿里巴巴正式成立了独立的技术研究部门“达摩院”，称将进行“基础科学和颠覆式技术创新研究”。首批公布的学术咨询委员会十人中有三位中国两院院士、五位美国科学院院士，阵容堪称豪华。

达摩院的研究方向主要还是以信息技术为主，具体包括：量子计算、机器学习、基础算法、网络安全、视觉计算、自然语言处理、下一代人机交互、芯片技术、传感器技术、嵌入式系统等。阿里巴巴将在未来3年向达摩院投资1000亿人民币。

关于达摩院的成立初衷，马云说，在阿里成立后的前八年里，他曾严令禁止公司成立研究院，认为很多公司的科技研发机构“研而不发”，阿里要确保有足够的盈利后才能在科研方面往前走。而随着近些年阿里巴巴的体量增大，马云认为阿里已有必要在科学技术领域有所思考和沉淀，这才有了达摩院的诞生。

说到达摩院的愿景，马云在发布会上透露：

1、“达摩院”要有独立生存能力，且必须活得比阿里巴巴长，至少85年（马云曾称阿里巴巴要存在超过102年，目前已成立18年，所以还有84年）

2、达摩院要服务全世界至少20亿人口。

3、达摩院要学会自营自立，阿里虽给予了1000亿人民币启动资金，但未来达摩院要靠自己挣钱。

这三个愿景看似羚羊挂角，其实却真正指出了商业公司旗下科研机构的几个核心问题：

1、机构到底能否相对独立？能否并行而不是依附于母公司？

2、研究成果的影响力有多广？

3、研究成果的商业转换率有多大？

这三点从本质上是相关甚至依存的：研究成果的影响力广，专利价值才能大；商业转换率高，机构获得了稳定充沛的资金，拥有了相对自由的研发环境，研发才可以不受限于母公司的短期商业需求；拥有了话语权，才能让科技回归科技本身，而不是Research for profit（为利润研究）。

但落到实处，能做好这套循环体系真的不容易。

在AI领域培养了大量人才的微软研究院，尽管论文水平在业内遥遥领先，但技术成果的商业转换率并不可观。马云在演讲中意有所指：“我们不能仅仅靠论文活下来，90%以上研究的东西，不能只在实验室里面，必须在市场上。”

再譬如，诞生于1925年的贝尔实验室先后属于AT&T与朗讯公司，研发出晶体管、移动电话技术、太阳能电池、激光、UNIX系统、C语言等成果，对人类信息技术发展进程起到了无可比拟的奠基作用。

但贝尔实验室终究衰败了，因为它研发资金大部分来自母公司，当AT&T遭遇拆分变故或经营绩效差的时候，自然就影响到了实验室的研发投入。贝尔实验室在基础研究上的成果显著，但基础性研究终究投入大、见效慢、周期长、风险高，大部分商业公司都不愿意承担这样的成本。现在贝尔实验室的母公司阿尔卡特朗讯正促使其退出基础科研领域，更倾向于让其向市场热门技术转型，如网络、高速电子学、无线技术、软件等。

此外，商业公司属下的研究机构，还要学会应对知识的溢出效应。当年施乐公司的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PARC）发明了用户图形界面，实际上却成就了微软与苹果两家公司，其自身并没有多少收益。

阿里的达摩院号称要兼顾基础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的，但目前也面临一个悖论，那就是科研与创新是两个不同的阶段。3M公司的Geoffrey Nicholson博士曾给出明确的定义来区分两者，他认为“科研是将金钱转换为知识的过程”，而“创新则是将知识转换为金钱的过程”；美国工程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李凯进一步阐释，说“科研是为了发现新知识，而创新是为了构建新产品。”“成功的创新是市场驱动的，而不是技术驱动的。”

马云对达摩院是有比较清晰的认知“它应该解决足够大的社会问题，解决的问题越大，收益就越大”，但达摩院毕竟才刚刚起步，具体如何处理独立性、技术影响力与商业转换率之间的关系，还需要阿里管理层与科学家们认真筹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