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经济和社会发展越来越畸形化，经济和社会问题在不断积累，经济与社会的危机日益明显。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重启改变的契机。现在我们面临的不是一个简单的重启改变的问题。如何正确选择市场经济的思路和道路，是至关重要的。其内在的逻辑，不同道路的意识形态取向及会使用的符号策略，不同选择的现实性以及可能导致的问题等方面，对这几种不同的可能选择或思路，做一个概括的分析。

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总的评价趋势是褒经抑政。即认为过去30年的经济体制改变是成功的，而政治体制改变止步不前。其实，褒贬不说，现在看来，终端管理这两个方面的改变都是值得反思的。政治体制改变止步不前不用说了，结果是权力在市场经济背景下的迅速膨胀。而在经济体制改变方面，尤其在过去20年中，与政治体制改变的谨小慎微形成鲜明对照，经常鼓励人们大胆去试，不要怕犯错误。就鼓励改变勇气来说，这似乎无可厚非，但结果却是造成经济生活的高度非规范化。其实这个阶段的改变，最需要的是通过自上而下以立法形式推动的改变，尤其是诸如国企改变等这样的涉及重大利益关系调整的改变就更应如此。但由于不具备相应的政治体制条件和社会氛围，只能以打左灯向右转或“摸石头过河”的方式进行。由此造成的结果，一方面是越来越膨胀且不受制约的权力，另一面是非规范的经济。两者结合在一起，就是无约束的权力与非规范的市场相结合而形成的权钱结合的混合性体制。进入21世纪之后，这样一种建立在权力与市场因素相结合基础之上的新体制逐步定型。这个新体制的基本特征是权力和市场结盟，在行政能力继续强化的前提下，把市场体制打碎为市场因素，通过权力重组市场因素，资产管理实现对资源的高度垄断。这个新体制是以总体性权力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为特征的。就此而言，所谓中国模式就是在这样的体制中派生出的发展模式。

在这种思路的改变中，战略管控还需要反思的是所谓渐进主义的改变模式。改变当然要谨慎稳妥地进行，但过多地强调激进与渐进的两分法，其实会导致很多误解。首先，市场经济都是渐进的吗？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变，很难完全概括为渐进的模式。比如，国有企业的改变，几千万人失业下岗；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的改变，一夜之间上亿人失去或被削减了社会保障。这些几乎都是以迅雷(微博)不及掩耳之势进行的。相反，在涉及一些重要的既得利益的改变中，则往往是以渐进式改变为名，掩饰着实际上的不改变。在公车改变、官员财产公示等问题上，莫不如此。大讲渐进式改变，但同时没有时间表和路线图，其实是不想改。经过这30多年的改变实践，所谓渐进式改变的弊端也日益表露出来。其实，改变中实质性问题，往往不是激进还是渐进的问题，而是要不要对一些实质性问题进行改变的问题。改变有时需要惊险一跃。

从目前情况来看，这种改变思路最大的问题，是由于其造成的种种弊端，导致了民众对改变的认同在急剧流失。对于改变的推进来说，现在关键的问题不仅在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更在于由于改变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滥用了改变，已经败坏了改变的声誉，使得相当一部分民众对改变失去了基本的认同。在这种情况下，重新形成改变共识已经是相当难能可贵。如果不对过去的改变进行系统的反思，营销战略延续这条路继续深化、攻关，有可能导致极为危险的局面。但要看到，支持这个思路的群体掌握相当资源，话语权较大。更主要的是，各级领导人对走这条路人们比较熟悉，因此，一提重启改变，人们的思维就会定位在这条路上。这在改变有可能重启的今天，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这种思路没有明确的表述，但却是很多人内心里的一种默契。这首先是源于对现状的满意感。在讲到为什么近些年改变的动力越来越弱，许多人都提到是因为日子好过，所以不思进取。首先是经济在迅速发展，与此同时，政府的财政收入迅速增长，政府的日子好过；其次，是一些大型国有企业，特别是垄断型企业的日子好过，银行从破产的边缘变成世界上最赚钱的银行，国企从过去的亏损大户变成盈利大户。而在这背后，实质上是在过去30多年改变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日子越来越好过。在改变过程中形成的貌似过渡形态的混合型体制，最有利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大化。

这种状况使得我们需要对体制改变和社会转型的过程重新反思。过去我们总是假定说改变或社会转型有一个起点、有一个终点，起点就是过去的计划经济，终点就是市场经济，扩展一点说就是民主政治、法治社会等等。改变和转型的过程就是从起点走向终点的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人们忽略了一种可能性，当我们从一个起点在往终点走的时候，中间每一个点上都有可能停下来，在改变和转型的过程中，会逐步形成一种既得利益格局，尤其是像我们这样渐进式的改变，就更容易形成既得利益格局。结果就是我们一开始所说的“转型陷阱”的形成。

转型陷阱对中国社会的羁绊，来自结构与体制的双重固化。其实，现在我们的社会中，一些问题的解决之所以很困难，不仅仅是在于既得利益集团对弊端的维护，也不仅仅在于这些问题和弊端本身有多么复杂，这种困难更在于“纠错困境”：对于这些问题，不解决会日积月累以至积重难返；努力解决的话，又会引起连锁反应，甚至会挑战体制的承受能力。正是这一点，给了既得利益集团以维护现有体制不变的理由。如果不能通过实质性的改变突破“纠错困境”，将会出现的逻辑，我将其称之为“饰错依赖”。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一个错要用十个错去掩饰或弥补，十个错要用一百个错来弥补，这样，路将会越走越窄。因此，要走出“转型陷阱”，解决中国社会当前面临的诸多问题，必须要用实质性的体制变革走出这种“饰错依赖”。

今天改变共识的形成，并不是因为人们开始重新认同过去那种造成利益关系严重失衡的改变模式，而是基于近几年的现实形成的“不改也不行”，甚至“不改更不行”的认识。认识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看到新的改变共识重新凝聚的这种背景和原因，看到新的改变共识是针对什么状况重新凝聚而成的，那么，也就大体可以看到，人们对于未来改变的期待是什么，人们要求重启的改变是一种什么样的改变。

考虑到现在社会的弊端，考虑到人们对新的改变的期望，更重要的是，考虑到我们这个社会未来的走向和前景，在这种新的改变思路中，应当将公平正义作为未来改变的基本方向和价值取向。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折的关头，需要执政者，以对历史负责的精神，以人民福祉为终极关切，以人性和自信面对我们这个社会的问题，带领我们这个社会以不卑不亢的态度融入人类主流文明。选择这样的一条改变之路，前面将是一片海阔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