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产品和消费者群、企业和市场、企业文化和国际文化”的问题对企业的发展会那么重要？一般的议论已经不能解决这类问题，也容易陷入非理性的宗教狂热中。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角度是哲学，非常幸运的是，已经有科学家在研究它并起了一个贴切的名词---技术哲学。这个学术流派将技术发展的原始动力和具体条件作为基础来研究，对很多划时代的技术进步的来龙去脉进行了超越性的总结和提炼。

近10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优秀企业开始追求国际化。从一开始的市场国际化和品牌国际化，到现在的管理国际化和人才国际化，可以反映出一些重要信息：

1）国际市场是一个过度发展的市场，迫使这些走出去的优秀企业对国际化的着眼点逐渐从“物”向“人”过度。现在，它们越来越关注产品和消费者群、企业和市场、企业文化和国际文化之间的关系了。

2）最早的市场国际化和品牌国际化的代表企业是海尔，最大的弊端是把过程当成了目的，用一些有形的动作（如建立渠道和设立工厂等）来想当然地设计市场，最终的结果是表现平平（海尔去年1000亿的销售额中，海外不到1/10）。海尔的本意是学SONY和SAMSUNG。孰不知，SONY和SAMSUNG的核心竞争力最早可能是高效率制造，而新的核心竞争力早在10年前就已经是：工业设计和适合大规模制造的垄断性单项技术。海尔忘了，商业环境是发展，“刻舟求剑”是不会产生伟大企业的。海尔的文化中的关键元素是激励、纪律和信任，就是缺乏MS、HP、GE等公司的企业文化的关键元素---尊敬个体。试想一个对自己员工都不能尊敬的企业，如何能够发自内心地尊敬国际消费者、国际市场和国际文化呢？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企业文化是伴随着核心竞争力而发展起来的，严格地说是属于核心竞争力范畴的，一旦形成，再难改变。海尔的核心竞争力是“外部市场内部化”，对革命性的产品创新的要求并不高，不尊重个体的企业文化是比较适合这个核心竞争力。因此，要求海尔改变自己，看来是不可能的。

3）现在的管理国际化、人才国际化的代表企业是TCL和联想（只是联想用了另外的提法---文化国际化）。尽管刚起步，但焕发出的企业活力是有目共睹的。这类企业把自己的理念定得和国际顶级跨国公司一样有高度---永续发展，在具体的战略制定上，就不会太拘泥于“物”的成分，而更关注“人”的成长和发展。

去年，柳传志说过，联想走兼并收购（有别于自己走出去）的国际化道路，是综合考虑了三个要素的：其一，有没有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花了多大的成本和代价；其二，企业得到了什么，比如说先进的技术，好的品牌，全球的市场等等；其三，对风险要有较强的把握。而最近杨元庆的说法是，国际化企业不仅要把产品卖到全球市场上去，更重要的是成为拥有国际化文化的公司，是具有国际化管理内核的公司。联想的核心竞争力是“渠道增值”，与价值链管理有异曲同工之处，与IBM的PC业务的整合过程应该比较顺利。（如果海尔并购美泰克最终成功了，比较起联想的核心竞争力的特点，海尔整合美泰克就比较难了）。就前面提到的“人”的着眼点，联想的短板是“产品和消费者群”，长处是“企业和市场”和“企业文化和国际文化”，通过整合IBM的PC业务，新联想在“产品和消费者群”方面应该会有所进步。

再看看TCL。作为一匹大黑马，TCL国际化的定位（管理和人才）如此之准，与其说是TCL的核心竞争力或企业文化的自然结果，还不如说是李东生个人的“悟道”的结果。与联想在国际化战略中的逐步求证不同，TCL的国际化更像是禅宗的“顿悟”。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TCL相对肤浅的核心竞争力和企业文化是否有能力对Thomson的技术和市场资源进行整合和消化。可喜的是，从一些可靠渠道传来的消息看，TCL在价值链管理方面正在迅速进步中（TCL和Hollywood、TCL和Intel、TCL和Instat以及ZION、TCL和日、韩以及欧美著名工业设计公司的合作）。有了这些进步，TCL将在处理“产品和消费者群、企业和市场、企业文化和国际文化”的问题上，越来越有章法。

前面说过，商业价值来源于消费者对技术的差异化理解，并通过无差别的工业设计实践来表达。这么看来，应该将商业价值作为独立的中间元素，与技术和差异化理解一起，共同构成技术政治的核心动力框架。工业设计和商业价值之间的关系，是表达和被表达的关系。就技术和社会的关系看，现在的情况是“随着技术的不断成熟（依赖该技术的产品已经商品化），它对外部的社会就不再那么敏感，这时，反而是技术革新促进了社会进步”。因此，用“技术->商业价值->差异化需求”的链式关系来表示现实的“技术推动力”状态，是合理的。这个链式关系的另外一个更通俗的名词，就是价值链。需要注意的是，和实际的价值链不同，这个价值链是实际的价值链的依据、本源或基本模型。实际价值链无论分多少环节，环节之间的关系多么复杂，均需满足本源价值链的基本内涵。

要想改变这个现状，必须先从认识上提高对故意模糊化的理解水平，并在方法上找到克服“故意”的办法，那时，肤浅化会自然而言地得到解决的。对故意而言，有“主观”和“客观”之分。

就“主观故意”而言，对应于现在心理学的关于人格划分的“自我、本我、超我”中的“超我”（佛罗伊德的发明）。儒家传统下的商业环境中普遍存在的“利义分裂型”病态人格和行为模式，是最典型的形式。它对商业价值的本质---技术和差异化需求之间的桥梁作用是否定的。这里，构成这个桥梁作用的基本要素是信用形式和科学态度，在由差异化需求的技术的表达的过程中，需要的是科学态度；在由技术向差异化需求的表达的过程中，需要的是信用形式。克服“利义分裂型”的办法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同时突出对商业价值的基本要素的关注度和重要性，并在思想和实践层面严格执行它们。

信用形式，提倡的是公平、合理和无差别。具体来说：

1）对技术的商业价值的表述必须是可以被消费者广泛接受的，既不是技术掌握者有差别意见的强加，也不是由个别消费者的非商业地位所决定；

2）在此基础上，对技术的商业价值的表述必须是符合普适逻辑的，并且是可以被改进的；

3）在此基础上，尽管有可能只有一部分消费者对沟通约定的接受程度高，但是，不可对其他消费者有任何概念上和行动上的歧视；

科学态度，提倡的是客观、精确和无限制。具体来说：

4）差异化需求的技术实现的表达必须是客观的，既不是消费者主观意见的强加，也不应该过分对某些技术流派过分偏向；

5）在此基础上，差异化需求的技术实现的表达尽量通过数学的形式，或者容易被接受的一些模式；

6）在此基础上，随着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必须对表达方法和相关技术等进行持续不断的改进和优化；

望快速膨胀和空间相对不足有关。在文化落后和经济欠发达地区更普遍）

共同价值的出发点是对自己有利，实现对自己之利的结果，又不得不通过实现共同价值来达成，困难只是“个体常常按照他愿意其他个体对他的方式来对其他个体，但只有其他个体也按同样方式行事才行”引发的相互之间的了解和信任的缺失；将对实现共同价值、自我价值有意义的信息进行分类，将只对共同价值有关的信息无保留地向外传递；将只对自我价值有关的信息严格保密；将对二者均有关系的信息，按照“了解”和“信任”之不同目的进行不同的处理。

通过相互传递一些供双方增进了解的信息，以达到对对方的“信任”猜测或评价，一旦信任评价到了一个程度，就可以对信任有关的信息进行传递。而信任的基本前提是“主观故意”可以忽略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