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大陆企业发展迅速，即使在金融危机后，依然逆势上扬，而一直视为学习楷模的美国却企业成片倒闭、失业率上升。看来在金融危机中，西方企业善于流程的把控管理和制度化管理并不能拯救企业，大量西方企业的倒闭潮也让华人企业家清醒了很多。更重要的是，国外的经济发展在某种程度经过几十年、上百年的发展，一些不好的问题集群暴露出来；相对而言，大陆、东南亚、港台的华商虽然也经历了波折，不过仍处于发展趋向成熟的阶段，问题一直伴随成长，但很难形成集体式爆发。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不少华人企业家觉得西方模式似乎也不过如此。

现实中的落差使得华人重新打量东西间的不同。许多人开始质疑西方管理模式的适当性与永续性。同时，这种波动也从企业界反馈到管理学界，既日本模式之后，该如何看待华人企业的管理模式？

美国是商学院的发源地，商学院整套的模式本身亦是美国商业土壤孕育多年的产物，从其存在意义而言，主要是为了传承能够培养合格职业经理人群体的学术规则，而东方文化下的华人传承中并无商学院一说，更多是同一地域的商帮文化传承。

美国商学院教育导向致使大量的美国经理人对人生成功的评判标准最后定格为年薪多少，身处何种社会阶层，占有多少资源。或许，美国人习惯把这些称为专业化精神，但这些东西颠覆了东方传统文化中所固有的许多人文内涵，演变成了过度功利。大部分人的观念也被美式观念同化为视年薪多少、能在社会上掌控多少资源为人生成功的标准，‘地位’、‘权势’、‘上流’这类词汇成为大众口中的宠儿，影响整个社会阶层都在为逐利而疯狂，逐渐形成人为的对立。

商学院教育的出发点—培训经理人究竟是为了保障流程化后的市场高效逐利还是为了保障人性；企业究竟是冰冷的梯级架构组合体还是人文关怀的产物，是提高生产力的工具还是释放生活质量的“道”具？

东西方社会学者也一直都在探讨这类课题。或称因人性本身不可捉摸，没有人能够框定标准，所以在企业日常实践管理中，西方逐渐偏向于寻求某种可用的规范或是细则来操作，试图把笼统、含混的人性因子分割而量化成可控可续的流程模式，并以此形成大量的条例以指导实践，上升成一种希望是放诸四海皆准的标准管理的操作模式抑或是理念。

要把量化的流程思维返回到管理的原点：在实际操作层面，对企业而言，逐利固然是头等大事，但企业设置管理制度的终极意义是为了保障人性，如果这些机制的存在促使企业在实践中出现本末倒置的现象——人性让位于逐利，那么设置该机制的人就必须仔细反省，商学院教育也该检讨。

因为以前华人没有基础、没有规范，所以只顾低头学习西方企业和商学院的机制套路，但是在这过程中丢失了太多我们自己的“道”，所以他认为今后我们在借鉴西方的同时，需要认真地考虑重拾华人自己的思想精华。

从客观现实来看，眼下大陆企业的发展情况是不“庸”亦不行。一位掌控万人国企的高管曾在陈教授的课上无奈说道，在实际外部环境下，一个摆在高管面前的切实问题是市长要的东西和市场要的东西并不一样，在决策中究竟是先选择市场需求还是先选择市长需求成了难题。

人文学术思维的差异性转移到现实的管理实践中，会发现中西文化在企业管理上的做法区别就更大，中国式的组织管理者讲究“一统”概念，由一而统，讲究一人之王道，人人之王道，典型儒家内圣外王的衍化逻辑。而西方人尤其是美国的组织管理者讲究霸道“统一”，由统而一，最张扬个性的民族在实际操作中较注重流程合作，由群体统筹后行“一”之事，而此“一”却往往排他性、割裂性十足。

许多西方人从以往对华人企业的不屑一顾到不得不正视。但国内改革开放后到目前实质发展也不过25年时间，还需要持续观察，怎么样才能走向永续发展，这是宏观战略上最为困难的事情，只能边走边看。事实上，以前我们大抵采取西式管理工具，学的是美国制度化的操作之路，从眼下来看，中国企业家已经开始自己往深度下走了，需要的不仅是管理方式、工具这些具象操作规范，而是逐步延伸到人文的深层次理念，工具的使用只是表象，背后的观念才是原动力，当然这还需要一些更完整的论述基础。

东西方管理趋势其实已经往一个方向走了。只是中国现在缺乏世界级企业家所需要的一些视野，那是经验的问题；同时，西方企业家也在放下身段，开始真正从观念上考虑如何用中西相通的视野看待市场问题，而不是西学为体，采取中式本土适应的传统老套路。这样一来，情况就更复杂些。

近年来，面对中国企业家队伍的壮大，素质的提高，社会责任的日益加重，人们纷纷从社会学的角度为他们划定成分。陈明哲教授在这上面可谓出语惊人。他谈到如今世道变化，不再是农耕文明而是后工业时代、信息化时代，以前我们讲士农工商，商为末，由“士”这个领导阶层担当主体，而现在更多时候是由企业家在推进社会发展和文化传承，所以说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而快速崛起的这一大批作为社会主导力量的企业家们，也已经成为了今日中国的新兴“士”阶层。